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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生创业,何去何从?

导语:医生创业面临的政策局限还有很多。比如社会办医疗机构无法纳入医保的问题,最现实也是医生创业的更大挑战,是如何吸引公立体制的医生加入。  

医疗体制对医生职业的扭曲背后,也蕴藏着医生创业的空间——譬如,让真正的医生职业化。与牙科诊所等靠器材赚钱的,类似体制内医疗的生意路径不同,让儿科、内科等大科医生恢复职业的本原面貌并投入市场,更能迅速填补中国城市日趋失衡的医疗供求。

医生创业面临的政策局限还有很多。社会办医疗机构,目前都受困于无法纳入医保的问题,这使他们难以服务那些非高收入的人群。最现实的,也是医生创业的更大挑战,是创业者如何吸引公立体制的医生,尤其是资深医生加入他们的创业阵营。

医生创业,何去何从?

由资深医生主导的商业力量,能否成为改变中国医疗生态的星星之火?正在创业的医生们不仅渴望执业的自由,并试图用各自的路径撬开陈年不变的中国医疗生态,让越来越多的有为医生找寻新的彼岸。

于莺,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“急诊室女超人”,微博上粉丝超过270万的大V,小时候认为医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。然而,在中国公立医院长年累月的门诊和临床经历,却让她对职业的前路产生了持续的怀疑。

“在这里,我还是那个自己想做的,那种救死扶伤的医生角色吗?”于莺说,她后来明白,自己曾经想象的医生角色,在中国现行的医疗体制很难实现。

在中国,很多具备相当从医资历的医生都有过类似的郁结。他们有的选择转行,有的选择自由执业,少数人则选择了一条更有颠覆性的道路:在医疗领域里创业。就像现在于莺所做的那样。

《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》(下称《21CBR》)记者接触的创业医生,还包括朱岩、毕烨、欧阳晨曦和张遇升等。他们大多有着资深医生的背景,并在近两年开始,于中国医疗体制正被一点点撬开的缝隙里创业。他们有的选择做“更纯粹的医生”,开创靠服务、研发赢利的医疗或产品,有的试着开展远程医疗服务,有的对 “病历大数据”做起了文章……

在医生创业的背后,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层面也正处于松动的前夕。例如,国家发改委、卫计委和人保部联合发布了通知,提出“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”,并把非公立医疗机构纳入医保等提上日程。这一举措,也被视为2009年启动新医改以来,破除“以药养医”体制最为有力的政策。

对比起过去以“民营资本建医院”的医疗创业,创业医生们的尝试远不止于单调的商业算计。它们充满了医生的气息,包含着医生们对体制的反思,医味十足的商业灵感,对医疗伦理的终极反思。谁能保证,有朝一日,它们不会被千万个创业医生复制和创造?

“坏体制”的红利

于莺的医疗价值观与体制的距离已经很遥远。在北京,于莺对《21CBR》记者说,上海一个医院的业务处主任,曾直接质疑她认为医疗本质上是服务行业的想法。“当时他说医疗就是个技术行业。我的感觉就是无话可说。”

于莺多次用急诊科的经历,去说明她所理解的医疗并非是冷冰冰的技术活儿。在急诊科,同样的治疗,如果有足够的医患关怀、沟通,治疗的效果会有所区别;在病人垂危之际,医生对家属冷冰冰的抢救签名通知,如果换成温情的安慰,医患关系也不至于恶化。

于莺的老同事,现卓正医疗的合伙创办人朱岩也有类似的体会。他在协和医院内科工作了9年,却始终不能消灭那种不时产生的,对诊疗工作的绝望感:在门诊乃至病房,他一天要看七八十个病人,每个病人都只有那几分钟的诊疗时间。

“如果每个人有20分钟,那你能为对方做更多,但在公立医院却不可能,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。”朱岩在深圳对记者说。一些遗憾至今仍挂在他心中,譬如,如果有更多个体的门诊时间,当初的他就能劝阻一些透析病人的弃医打算。

以“以药养医”作为最典型特征的中国医疗体制,多年来在医疗界催生了各种怪现象。在武汉,长期从事心脏搭桥手术的武汉协和医院医生欧阳晨曦,也曾无法理解为何血管支架在中国如此泛滥。他对记者说,“动不动就安四五个支架,这是对病人负责吗?”

相比起各种怪现状,更让医生看不到希望的是医疗体制改革的速度。有过军医经历的“爱丁医生”APP创始人毕烨说,过去的15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,“但中国医疗体制对待病人的方式却没有变化”。

毕烨对记者形容,自己很早就“叛变”。她本该向科室主任方向发展,但“找不到方向”的焦虑在很多年前就袭击了她。而朱岩用了更多时间去考虑是否要离开,前年才踏出创业的第一步。2013年,于莺正式离开协和医院,立刻成为了社交媒体圈子里的热门话题。

北京杏树林科技公司CEO张遇升从医生职业的角度解释了这种纠结。作为协和医学院的医学博士,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共卫生硕士,他认为医生这个职业,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健全。

“医生本应是个体户,高级的、以智力服务为基础的个体户。中国的医生却是在医院里面的打工者,按照事业单位的规则去分配工资,靠发论文去获得晋升。”张遇升在北京的办公室对记者解释说。

医疗体制对医生职业的扭曲背后,也蕴藏着医生创业的空间——譬如,让真正的医生职业化。与牙科诊所等靠器材赚钱的,类似体制内医疗的生意路径不同,让儿科、内科等大科医生恢复职业的本原面貌并投入市场,更能迅速填补中国城市日趋失衡的医疗供求。

在中国,由于儿科门诊无法产生太多用药的创利模式,儿科医生连年流失。于莺为此特意调查了一番:一个月薪在1.5万-2万元之间的母亲,并不拒绝为真正有效的儿童门诊服务付出500元到800元的诊金(而不是花在各种不必要的药品上)。于莺说,她正以此去建立一个能实践她对医疗服务想象的门诊。

朱岩曾希望和于莺在北京合作开办类似的诊所,不过于莺告诉他,在起步阶段,公立医院资源相对稀缺的深圳是更好的选择。朱岩2012年和两位合伙人在深圳创办卓正医疗,定位为高端连锁门诊,最大业务是包括内科、妇科、儿科在内的常见病诊疗,收费采取包药模式,初诊费380元包括了医生诊金、常规检查和3日用药。

“医疗的核心应该是医生。医生就应该做他专业的事情,不应该被商业因素所左右。”朱岩说,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医生的精力重新集中到诊疗的本身,他所建立的平台,试图还原医生职业的本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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